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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大林,1968年8月18日生,河南省商城县人。199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河南省杂文学会副会长,河南省华侨国际文化艺术交流协会常务副主席,,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曾发表杂文时评近3000篇,出版有杂文时评集《千万别当真》《大林白话》《意见领袖是怎样炼成的》《盛氏微言》和《毛主席诗词钢笔字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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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頫的书品和人品真的很“贱”吗?   

2017-06-05 13:21:23|  分类: 砚边余墨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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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頫的书品和人品真的很“贱”吗?

盛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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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学书法,很少临习赵孟頫。为什么?因为众口一词:赵书为“俗书”,甚至是“奴书”!文人墨客,追求风雅,讲求气节,最怕的就是“俗”和“奴”。既然如此,谁还愿学?

赵与颜、柳、欧并称“楷书四大家”,几百年过去,至今没有人敢跻身其中并称“五大家”、“六大家”。书法史上,很多大家都对赵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比如——

清代文艺大家纪晓岚说,“论其才艺,则风流文采,冠绝当时。不但翰墨为元代第一……”

清代大学者、书法家钱泳说:“松雪书用笔圆转,直接二王,施之翰牍,无出其右。”

明末清初书论家冯班说,“赵松雪更用法,而参之宋人之意,上追二王,后人不及矣。为奴书之论者不知也。”

元代大书家鲜于枢赞道:“子昂篆、隶、正行、颠草,俱为当代第一,小楷又为子昂诸书第一。”

清代论者朱和羹认为:“子昂得《黄庭》、《乐毅》法居多。邢子愿谓右军以后惟赵吴兴得正衣钵,唐、宋人皆不及也。”

《元史·赵孟頫传》记载:“篆、隶、楷、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天竺有僧,数万里来求其书归,国中宝之。”

世人对赵孟海书法的称颂之词,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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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独步书坛数百年的赵书怎么就成了“俗书”和“奴书”呢?明代的项穆是较早贬抑者之一。他在《书法雅言》中说:“若夫赵孟頫之书,温润闲雅,似接右军正脉之传,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所以天水之裔,甘心仇敌之禄也。”项穆在“书如其人”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心相”说,认为“心为人之帅,心正则人正。笔为书之充,笔正则事正。”把人品当成了书品的决定性因素。赵孟頫“甘心仇敌之禄”,其书也就“殊乏大节不夺之气”了!

但项穆的“心相”说显然过于唯心,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撑。即使是在当时,也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元人郑杓在《衍极》一书中早就提出了“君子不以人废言”的主张。到了清代,反对的意见更多。钱泳就说,“张丑云’子昂书法温润闲雅,远接右军,第过为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非正论也。褚中令书,昔人比之美女婵娟,不胜罗绮,而其忠言谠论,直为有唐一代名臣,岂在区区笔墨间,以定其人品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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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頫被轻薄,与傅山的关系最大。傅山继承了“书如其人”说,提出了“薄其为人,痛恶其书”的极端之论。他在《作字示儿孙并跋》中说,“贫道二十岁左右,于先世所传晋唐楷书法,无所不临,而不能略肖,偶得赵子昂、董香光墨迹,爱其圆转流丽,遂临之,不数过而遂欲乱真。此无他,即如人学正人君子,只觉觚凌难近,降而与匪人游,神情不觉其日亲日密,而无尔我者然也。”“只缘学问不正,遂流软美一途。”继而提出了“四宁四毋”的著名主张。他的这些言论,对书法审美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实际上,傅山对赵书的评价,后人也在有意无意之中产生了误读和讹传。比如,“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这是“薄其为人,痛恶其书”的重申。今日书家对这句话都耳熟能详,并常引用以否定赵书。其实,这只是前半句,后半句是:“近细视之,亦未可厚非,熟媚绰约,自是贱态,润秀圆转,尚属正脉。盖自兰亭内稍变而至此,与时高下,亦由气运,不独文章然也。”先抑后扬,话锋一转,傅山其实是在肯定赵的书法,这显然是对此前言论的修正。不知是不问根底而不知其详,还是故意选择性的忽略,今人往往只提前半句而不提后半句,断章取义,岂不谬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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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到了晚年,傅山更是对赵孟頫五体投地,他甚至专门写了一首怀念赵的诗《秉烛》:“秉烛起长叹,奇人想断肠。赵廝真足异,管婢亦非常。醉岂酒犹酒,老来狂更狂。斫轮余一笔,何处发文章。”垂垂老矣的傅山,虽然仍然语含不屑地呼为“赵厮”,但又不得不承认赵是“奇人”,叹其“足异”。如果不是因为赵书实在太好,他怎么会否定自我并说出这样的话?!

“明代书法第一人”董其昌非常自负,他也曾对“元朝书法第一人”赵孟頫不以为然,时不时拿自己与赵作比,明里暗里地贬低赵孟頫,觉得自己不输于赵,甚至比赵要强。试摘几段——

“吾书与赵文敏较,各有短长。行间茂密,千字一同,吾不如赵;若临仿历代,赵得其十一,吾得其十七。”“千字一同,吾不如赵”,可是,“千字一同”是优点吗?貌似肯定,更像否定。”赵只得“十分之一”,而自己得了“十分之七”,差距不可谓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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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赵书无弗作意,吾书往往率意。当吾作意,赵书亦输一筹,第作意者少耳。吾于书似可直接赵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润之气。惟不能多书,以此让吴兴一筹。”他认为,自己的书法比赵孟頫强。赵书因“熟”而“俗”,己书因“生”而“秀”。“率意”的境界本来就高于“作意”,而董还说:如果我想造作的话,赵也比不上我!虽然又承认在写字速度上“让吴兴(赵孟頫)一筹”,但写的快也算不上多大的优点。在次要的方面,赵比自己强;在关键问题上,自己比赵强——话里话外,赵不如我!

董还说:“书家以险绝为奇,此窍惟鲁公、杨少师得之,赵吴兴弗能解也。今人眼目为吴兴所遮障。”他觉得赵孟頫未能领会“险绝”之意,甚至认为“今人”都被赵“遮障”了眼目。

“赵吴兴书《文赋》,虽姿媚横出,未脱本家笔。素不学赵书,以其结构微有习气。”此句的贬抑就更加直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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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他是不服赵孟頫的。但,后来呢?到了晚年,他也服了。“余年十八学晋人书,便已目无赵吴兴;今老矣,始知吴兴之不可及也!”他甚至认为赵孟頫的书法“五百年中所无”!让不可一世的董其昌如此服膺,这是何等的不易?!

纵观傅、董,不难发现,二人对赵先抑后扬,都是其来有自。正如董后来所说,赵孟頫的书法“独步五百年”,整个明朝的书法都一直笼罩在赵的光环之下,自负的董其昌难免心有不甘,于是乎“横挑鼻子竖挑眼”,百般的挑剔。傅山呢,确实是看不起赵的人品,他对赵明显带有情绪,评价显然是非理性的。“薄其为人,痛恶其书”,与其说是艺术评价,不如说是人格评判。当他排除了来自字外的情绪的干扰,只对书法本身进行审视的时候,自然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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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过庭在《书谱》中说:“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意思是,起初不得要领,中期又容易过,最后才会融会贯通,那时候人和书也都老了。傅山和董其昌非议赵孟頫都是在年轻气盛的时候,而到了心平气和的老年却都对赵孟頫心服口服。前后的说法不一样,该以哪种说法为准呢?当然应该采集后来的观点。然而,后人却总是引用他们前期的说法,而对后期的态度只字不提。若是不知道傅董老后对赵的评价,那是“无知”;若明明知道却故意忽略,即是“无品”,即缺乏为学之品!可笑的是,那些人鄙视赵孟頫就是拿“品”说事儿!

话已至此,那就再来说说赵孟頫的“人品”。

非议赵孟頫的人品,就因为一件事儿,那就是项穆所说的“甘心仇敌之禄”,于是被认为“乏大节不夺之气”。赵孟頫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第十一世孙,作为前朝皇裔却接受了元朝的官职和俸禄。与文天祥、颜真卿等人相比,“大节”上确实逊了一筹。但文、颜等公那都是圣人级别的人。所谓“圣人”,是指才全德尽、至善至美之人。这样的人,几十、几百甚至几千年才出一个!人们自当向圣人看齐、追慕圣人的境界,但,但,但……不能以圣人的标准来评价其他人的德行,因为那样的话,满朝满眼都是“无德”之人,包括评判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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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细节,有必要细较——

一,赵孟頫入京已是元朝二十三年。那时候,蒙古人的天下已经坐得稳稳当当,连文天祥都已经被俘就义三四年了。这种情况下,怀念前朝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这与颜真卿所面临的情境有云泥之别。鲁公面对的是叛军,他的眼前是“悬崖”,不上“天堂”,就下“地狱”;子昂面对的是已经获得合法性的朝廷,他的眼前是“缓坡”,一念之差,就会迈出那一步!

二,赵孟頫是被盛邀入京的。当时,天下已定,元帝遍招天下汉人贤士,赵孟頫一再被举荐。第一次,他毫不犹豫地就拒绝了。几年后,又有人举荐,他才勉强受邀。作为明朝遗老的傅山也曾有过极其相似的经历:满清朝廷数次邀请青主入朝为官,甚至派人把他绑架到内阁,并立即封他为“内阁中书”,但他坚辞不受,又回到了家里。在这一点上,傅山是有资格鄙视赵孟頫的。但也应该认识到,二人的身份不同,抗旨不遵的风险也是不一样的。也正是因为赵孟頫是宋室宗族,他若“不识抬举”,后果可能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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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是,赵孟頫入朝之后,敢于直言,好施仁政。据《元史·赵孟頫传》记载——

二十四年,授兵部郎中。有王虎臣者,言平江路总管赵全不法,即命虎臣往按之。孟頫进曰:“赵全固当问,然虎臣前守此郡,多强买人田,纵宾客为奸利,全数与争,虎臣怨之。虎臣往,必将陷全,事纵得实,人亦不能无疑。”帝悟,乃遣他使。(释文:二十四年,赵孟頫被任命为兵部郎中。当时有一个叫王虎臣的人,他上书朝廷检举平江路总管赵全有不法的行为。朝廷立即派王虎臣前去查办。赵孟頫进言说:“赵全的问题当然应该查问,但王虎臣以前曾任该地的长官,多强行买下别人田地,又纵容他的门客获取不法的利益。赵全多次与他争论,王虎臣怨恨他。王虎臣如果前去,必然会陷害赵全,即使赵全的不法行为得以证实,人们也不可能不怀疑的。”元世祖醒悟过来,于是另派官员前去。)

二十七年,桑哥遣忻都及王济等理算天下钱粮,已征入数百万,未征者尚数千万,民不聊生,自杀者相属。孟頫与阿刺浑撒里甚善,劝令奏帝赦天下,尽与蠲除。阿剌浑撒里入奏,如孟頫所言,帝从之。(释文:元二十七年,桑哥派遣忻都以及王济等清理计算国家钱粮,已经征收了几百万,还有几千万没有征收。这件事对百姓造成了巨大损害,导致民不聊生,自杀的百姓比比皆是。赵孟頫和阿刺浑撒里交情很深,他就劝说阿剌浑撒里上奏皇帝赦免天下,免除百姓缴纳的全部钱粮。阿剌浑撒里入朝向皇帝上奏,如同赵孟頫说的一样,皇帝听从了他的话。)

二十九年出济南路总管府事时总管阙孟頫独署府事有元掀儿者役于盐场不胜艰苦因逃去其父求得他人尸,遂诬告同役者杀掀儿,既诬服。孟頫疑其冤,留弗决。逾月,掀儿自归,郡中称为神明。(释文:。二十九年,出任济南路总管府事。当时总管缺员,赵孟頫独自主持总管府的政事。有个叫元掀儿的人,在盐场服劳役,因忍受不了盐场的艰苦生活,乘机逃去。他的父亲找到一具他人的尸首,便诬告一起服劳役的人杀害了元掀儿,遭诬告的人被屈打成招。孟頫怀疑这是一起冤案,于是压下来没有判决。过了一个月,掀儿自己回来了,当地人都称赞赵孟頫断案如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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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人要说,赵的这些事迹都是“小节”。“大节”若有亏,“小节”无足论!但真要论“大节”,难道傅山做的就够吗?身为前朝命官,作为汉人,面对“亡国”之痛、异族奴役,应该怎么做?据历史学者统计,明末清初,约有3800名汉人自杀殉国——严格地说,这才是“大节”!跟这些人相比,其他接受满人统治的汉人都可以说是做了“亡国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管你是做官,还是当老百姓,都是主子的奴才——要说赵孟頫是“奴”,傅山又何尝不是呢?

并不是说傅山也应该像那3800人一样“舍身取义”、“杀身成仁”。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按照古代迷信的说法,改朝换代也是天数。赵家气数已尽,旁人何苦陪葬?所谓“顺天时,尽人事。”在历史的洪流面前,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实际上,在仕元前后,赵孟頫一直处于挣扎痛苦及自省自责之中。在入京的次年,他就作有《罪出》:“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平生独往愿,丘壑寄怀抱。图书时自娱,野性期自保。谁令堕尘网,婉转受缠绕。昔为海上鸥,今如笼中鸟。哀鸣谁复顾,毛羽日催槁。”既为“小草”,又怎能不随风而倒!悲哀、负罪之感挥之不去。“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作为经腹经纶的读书人,入仕经国是一种情结。赋闲十年,答应出山,对于一个正当盛年的大才来说,实在无可厚非。虽有经世治国之愿,赵孟頫并不贪恋权力。66岁那年,妻子病重,他告老还乡。不久,妻子病逝。同年冬,朝廷又催他回朝,但他借病未归。68岁那年,元英宗还遣使到他家中,命他书写《孝经》,可见朝廷对他的倚重!69岁,去世。

其实,早就有人为赵孟頫抱打不平了。《新元史》中就有这么一句:“刘向以为悯微子之朝周,故君子不责孟頫,而为赵氏悯也。”殷商的微子在周朝为官可以体谅,赵裔的孟頫在元朝做官也可以体谅。所以,君子是不责备赵孟頫的

总之,在品行问题上,应当“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对别人不宜求全责备。尤其是对社会大动荡时期个人的表现,更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那些动辄就拿“大节”非议赵孟頫的人应该扪心自问:“我能比赵做得更好吗?”笔者以为,赵孟頫的人品确实算不上“圣人”,但也绝对不能说他是“匪人”、“贱人”。如果把人品分为五个等级:上,中上,中,中下,下。我认为赵孟頫应该可以算是“中上”——这已经是很少的一部分人,因为能够至“上”的人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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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不能不提提王铎,因为他与赵子昂一样,都是前朝的“遗老”,而且同样易主而侍。清顺治二年(明崇祯十七年,1645年),清军兵临江宁(南京)城下,身为守将的王铎打开城门跪迎清军,并当上了吏部尚书。与赵孟頫相比,人品若何?而今的书坛,每每对赵书鄙夷不屑,却对王铎书法热捧不已,这是不是“双重标准”?

其实,书品”与“人品”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书如其人”说始于汉代的扬雄,宋代苏轼欧阳修等人使之大兴,又经过元代郝经等人的阐发,明代项穆进一步推进,直到傅山的“人品决定论”。“人品”的价值被不断地抬高,直至成为“书品”的决定性因素。这种理论强调人品的价值,自有积极的意义,但在理论上缺乏逻辑的支撑,在实践中也有很多无法解释的事实。比如蔡京、王铎,包括董其昌,人品上都饱受诟病,但他们的书法水平之高却无法否认。再如钱泳关于禇遂良的论述:禇的书法如“美女婵娟,不胜罗绮”,而他的“忠言谠论”,却刚正不阿、“直为名臣”——人与书,完全对不上号嘛!清人吴德旋在《初月楼论书随笔》中就说:“张果亭、王觉斯人品颓丧,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岂能以其人而废之?!”

“人品”可以影响“书品”,“书品”也可以影响“人品”。“人品”是道德评价,“书品”是艺术评价。二者之间可以相互补益,却不能相互替代。作为一门以造型来表现的艺术,书法不能像小说、戏剧那样承载道德内涵。人的性格、品行、学养对书法创作及品味有一定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不是决定性的。以“人品”定“书品”是简单的、片面的、偏颇的。

(此文原载2017年5月31日《书法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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